下一步研究设想怎么写好（下一步研究设想怎么写）

刑罚要追求制度之仁，而不应屈服于封建时代被蔑称为妇人之仁的那类情感。

在自我主义形成的差序格局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己，其他是围绕核心的圈，有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围圈，他人在圈中的位置依赖于与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连续己与他人的纽带。对国家元首的定期选举既能够约束政治权力，同时给予民众民主的虚幻感。

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存。1345年，在宋、辽、金三史修成之后，杨维桢上《三史正统辨》表，主张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社会科学是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具有区域性，其规律也具有区域性。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

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例如，在劳资关系中，一般是劳方弱、资方强。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

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审视本轮刑事司法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健全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司法不公是制度改革的催化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谈到专家证人，情况无疑更加复杂。

为避免专家证人的偏见，可以聘请中立的专家。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实验结果显示，与无罪推定心理相比，持有罪推定心理的警察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比例高出20%以上。人的记忆并不是摄像机。

那些并非凭空捏造，但却契合司法预期的虚假记忆，很容易促使法官形成虚假的内心确信。我们充分运用这些科学研究成果，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完善现有的刑事程序。与此同时，一旦我们给某人贴上身份标签，就会努力寻找证据确证这种身份，并选择无视或者轻视与之相反的证据。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多数场合下，我们都是以直觉感受而不是确凿事实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

除了审慎对待侦查取证的确证偏见等风险，法官还要面对证人记忆偏差、专家编织谎言等特殊的裁判风险。这使起诉决定并非完全基于案件的事实证据，而是掺杂着主观臆断和宽泛的裁量权，由此导致的隐匿无罪证据、人为裁剪证据等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线，司法公正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研究显示，约有40%的英国受访者声称自己曾经看到2005年伦敦恐怖袭击事件中客车爆炸的录像视频，尽管实际上该视频并不存在。

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作者：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司法不公 。此外，那些旨在克服司法偏见的职业准则等因素，反过来也可能会固化法官客观公正的迷信。然而，司法实践中错案屡屡发生，折射出司法在公正的外表之下，潜藏着鲜为人知的制度偏见。为避免现场勘查遗漏关键证据，可以探索使用现场影像重建系统。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摒弃各种陈规和偏见，推动改革完善法律制度，这既是法律职业的自身救赎，也是司法公正的理性呼唤。

一言以蔽之，怀疑并不是正义的敌人，盲目确信却能导致非正义。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

龙勃罗梭（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试图通过体貌特征推测人的本性，这种犯罪理念无疑带有一定的偏见性和误导性。还有人主张，随着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策略得到有效遏制，规范的讯问方法得以推广，虚假供述已经没有存在空间。

例如，为弥补记忆的缺陷，可以推广使用录音录像系统。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

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 司法理念的转变，是最大的转变，也是最根本的转变。这些影响法官决策的偏见非常微妙或者极其隐蔽，很难被人察觉。有人认为，无辜者不应该认罪，虚假供述简直不可思议。监狱内部的亚文化，也很容易使刑罚机构异化为暴力的孵化器。

这种确证偏见的心理动机，以及看似客观、实则主观的办案模式，可能对司法程序的运行和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凯琳（Kelling)和威尔逊（Wilson)提出的破窗理论，对犯罪成因和社会失序等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时至今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已经对影响司法公正的潜藏因素形成许多富有洞见的成果。反观社会对犯罪和司法的总体认知，每当涉及道德和惩罚等主题，人们总会讲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真正基于回归社会和恢复改造等理念设计刑罚制度，就需要实现刑罚由惩罚模式向矫正模式的转变，从而有效降低再犯率，确保罪犯在刑满释放后顺利复归社会。对于不同身份的被害人，办案机关的司法优先级、初期处置模式和程序标准，都可能呈现出内在的差异。

刑事程序在起始环节，就容易埋下偏见的种子。实证研究显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为害社会，甚至成为罪犯。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向专家提供一份DNA检材，并告知该专家这是一起强奸案件的物证，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并指证其他同伙参与作案。唯有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才能推动真正的制度创新，并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司法系统的错案等问题。

证人证言是最残忍的证据，也是潜藏风险最大的证据。如果警察先入为主地将犯罪嫌疑人的可疑行为视为欺骗，并认定其是真正的罪犯，在讯问时就会体现出更大的偏见，表现出更加强硬的态度，甚至可能谎称掌握原本并不存在的有罪证据。

反思现有的刑事程序，有些程序规则非但未能实现实质正义的目标，反而可能损害这一目标的实现，还营造出一种安全和公正的假象。那么，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司法领域呢？ 在侦查取证环节，因视野狭隘所导致的确证偏见等问题，不仅影响现场处置、人证调查，还影响到DNA鉴定等看似客观的领域。

换言之，此类证据适宜扮演的角色应当是盾牌，而不是利剑。为减少被害人伤亡后果，可以为执法警察配备急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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